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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教授与杂牌诗人的掐架

一位叫风若吹的诗歌写作者，针对李亚伟的《中文系》写了一篇贬抑的杂论，顺便对“诗歌教授”王珂发了几句牢骚，其基本观点是：王珂教授将《中文系》作为范本推荐给尚未具备独立鉴赏能力的学生，为害不浅。王教授不服，跑到风若吹的私人博客上留下了几句“警告”，大致意思有两层：不懂诗歌史就不要胡说八道；年轻人别沾染诗坛恶习，先学会做人，再写诗。王珂教授的警告惹怒了唯恐天下不乱的一堆杂牌诗人，风若吹、陈晓东等年轻的诗歌写作者群起而攻之。以上是发生于一位诗歌教授与一群杂牌诗人之间的一场掐架的基本情况。

以福建师大为纽带，王珂教授与这些杂牌诗人构成了广义上的师生关系，而有的则是直接的师徒关系。在恶搞已成为网络媒体最流行的叙事范式的二零零六年，这本是一件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但在对相关的资料作链接式的阅读之后，我对这位诗歌教授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诗歌教授的虚张声势与其提供的微弱的批评文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简单地说，在诗歌批评领域没有任何贡献的诗评家，却挂着诗歌教授的头衍充当诗坛的意见领袖，这是中国学院生产体制与中国文艺评价体制的一种恶性结合。

身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的王珂先生，在其简介中自称“主要从事现代诗歌文学体研究”。传言王珂教授是生产论文的高手，其学术论文曾被《新华文摘》等权威刊物转载，并被众多得意门生所津津乐道。我从网络上检索到王珂教授最新的一篇文论，《著名女诗人为何被恶搞》，结果大跌眼镜。一位教授，在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不是基本的独立的学术品格，而是走江湖式的炫耀与摆弄，处处张扬自己身份及其与诗坛某某某的关系。官僚式的批评文风更是让人怀疑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一位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官员。看看王珂是如何结束这篇文论的：

但愿这次著名诗人被恶搞事件能够给诗坛带来反省，诗人会注重公众形象，诗评界会有些“行业自律”，诗评家会重视“职业操守”……总结为一句话：新诗要重视中国国情，新诗从业人员要自尊、自爱、自强。

通过王珂教授的文字，我吃惊地发现，文学批评已远离它的自身使命，向“政治修辞”靠拢。

“诗坛隐士”的“两面人生”

王珂教授喜欢把自己描述成“诗坛隐士”。这个具有标榜性的称谓多次出现于王珂的自我表述中：“近年我强迫自己‘进入角色’，远离诗坛，躲进学坛，潜心修道，埋头学问，推崇‘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不再过问诗坛事，十年如一日，竟获得了‘诗坛隐士’的名，当然不会去留心诗坛‘八卦’。”在当下蝇营狗苟的诗坛，“诗坛隐士”这一称号似乎为王珂教授带来了道德叙事上的优越，一堆以他的学生为主的杂牌诗人到处传递着这样一位“诗坛隐士”的消息。然而吊诡的是，这位“诗坛隐士”间或会在得意忘形之际道出“不在学院就没有话语权”的权力真相。学院成了“诗坛隐士”的隐身之处，也成了“诗歌教授”的终南捷径。这就是“诗坛隐士”的“两面人生”。

蹩脚的理论和拙劣的实践

王珂教授出版过两本诗歌理论专著，《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与诗的创造》和《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两本专著合起来达八十多万字，此外还有数百篇论文发表。已逝的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一生所著论文也才十几篇，相比之下，王珂算是论文生产大户了。然而这种术语乱飞、废话连篇、心智分离的论文既不能解决当代中国新诗的重大问题，也无法对中国文科学术的进步做出有益的贡献，它只在两个向度上是有价值的：一是为王珂教授攫取个人学术资本，二是充实“国家学术”的分量。所谓的“国家学术”，遵循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标准，它拒绝了“学术无国界”的通则，摒弃了“学术的要义在于对人类知识增长的贡献”的普遍价值。

可怕的是，蹩脚的理论与拙劣的实践构成了一个相互因果的链条。蹩脚的理论在指导着拙劣的实践，而拙劣的实践也在支撑着蹩脚的理论。在一次聚会中，有人告诉我，师大有一位诗歌教授。当时我还不知道是王珂，但我对“诗歌教授”这个身份表示不屑和鄙夷。这种情绪来源于我对“诗歌”与“教授”这种身份组合的有效性的深刻怀疑。在《厦门日报》，我读到了王珂的一首诗：

多想在鼓浪屿浪来浪去

在鼓浪石上品味海浪

在日光岩顶拥抱朝阳

在琴声鸟语中欣赏

梦的衣裳诗的芬芳

终于在鼓浪屿浪来浪去

踱进历史的深巷

读出岁月的沧桑

浪去的是忧伤

浪来的是希望

在休闲的天堂

游子不再思念故乡

生活不再是一张

密不透风的

网

如果是纯粹的文学文本批评，这样的一首诗本不应该进入批评家的批评视野中去。因为连基本水平线都没有跨过去的一首诗，是没有阅读价值的，也就失去了对其进行分析与批评的必要。王珂的这首诗，也就是一位初学写诗的练习者的水平；如果不把它当作诗歌来阅读，这几行文字所体现出来的表述能力也就是一个中学生的水平。诗无达诂，但有一个绝对标准，那就是具有不可复制性。王珂的这首诗是典型的心智分离的“八古文诗歌”，是造句，不是写诗。教授不会写诗，这不奇怪。但王珂是诗歌教授，不会写诗，也应该会读诗吧？

西方现代文学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那就是文学背离世俗文化，从而获得独立的理想主义气质。而中国文学的最大传统就是文学与文化在官僚意识形态的整合之下融为一体。一直到现在，中国文学还是依附于世俗文化。这个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代科举和现代教育这两种整合手段。将文学作为一种学科纳入学院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中去，不但阻碍了中国现代文学迈向自主化道路的步伐，而且给中国的学术生态增加了环境污染的重负。实际上，目前高等院校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大部分二级学科已无存在的必要，对这一学科群进行整体性的压缩并取而代之文化学的相关学科，已是当下之急。

陈寅恪、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九江市修水县义宁客家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福建上杭。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赵元任(1892.11.3—1982.2.24)，汉族，字宣仲，又字宜重，原籍江苏武进（今常州）。清朝著名诗人赵翼（瓯北）后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生于天津。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赵元任在语言学方面的代表作有：《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国话的文法》《国语留声片课本》等。赵元任在音乐方面的代表作有：《教我如何不想她》《海韵》《厦门大学校歌》等。赵元任翻译的代表作有《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梁启超（1873.02.23——1929.01.1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青年时期和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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